苏三的博客

2005年12月8号一位网友在博克上提示我有一本用基因讲述人类迁徙史的书籍《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1]。这是一本关心人类起源与人类迁徙史的研究者的必读书，郑重推荐。由于我向来不与业内人联系，无论是传统的历史学家还是基因研究者都与我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所以之前对这本书竟然一无所知。感谢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网友，这本书将从此给我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开始做史前研究之前不知道DNA方面的丝毫进展的，甚至对世界上有DNA参与进人类学领域都不知道，纯粹是因为文化民俗方面的巧合才深入进来。由于我想主动避开以往传统的研究，故意回避了一切的外部研究信息，决心“闭门造车”；我想看看我自己完全独立能造出一台什么样子的“车”，是否合格不论，首先我希望那是一台全新的“车”，没有任何传统痕迹的“车”。在“破译”系列第二本《向东》交稿给出版社后，由于我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论坛，而且我不再故意屏蔽外界研究信息，渐渐就知道了DNA也在做相关的研究（由于付印前看到一些DNA研究结论很能支持我的体系，所以还仓促补充了有关的新闻作为附页）。第三本《历史也疯狂》出版时看到的DNA信息就更多了，甚至我开始有了一些“危机感”——他们基因研究者已经做了我还做什么啊，现在看来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DNA的研究其实是不能代替文化研究的，而文化研究同样也不能代替DNA的研究，他们可以互补但不能彼此替代，尤其是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三代”，DNA一时半会不会深入到这些晚近的细节，他们现在的注意力主要在“人类起源”方面——而这却不是我最关心的。准确地说，我们关心的时段不一，我关心“文明的起源”。从这本书看，其主要关心时段在旧石器时代，也涉及一些新石器时代，但并没有深入进新石器时期。

以前搜集的零星DNA研究资料，都是一鳞半爪的新闻式的文字，系统阅读这本书解开了我心中的许多迷团。这本书（或者说DNA的研究）给我的研究以极大的支持，所以我有必要把这本书提供的人类起源的主要脉络向大家做一简述，同时对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做出议论。文中有关DNA方面的信息与结论全部来自该书，部分重要处标出引用页码，其余为表述方便一般不作引文处理。由于基因技术是门专业技术，我的理解与转述可能有误，欢迎技术指正。

19世纪时，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经上帝之手创造的，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但达尔文（1809年-1882年）的进化论打破了神创论。“进化实际上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从某个角度说，我们时时在“进化”，基因迁徙图谱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些“进化”的突变结点的记载与整理排序。

“人种论”与“血型论”等曾经在研究人类起源的道路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基因的研究终结了大部分的谬误。只有8%的不同基因可以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人类的85%基因变异是人类共同的，这一结论使旧的人种决定论彻底坍塌。同时坍塌的还有各地的人种独立起源说。

针对我国科学界所持中国人由本地“北京人”等直立猿人进化而来的地区连续进化观，作者Spence Wells的看法是：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相反，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万2千名男性进行的取样调查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几万年前，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29页）。

我恰好看到2005年有两位中国史前史方面的泰斗在两个不同公开场合的演讲稿——其中一份还是非公开的，但是那份稿子戏剧化地到了我手里，他们在讲话中重申并强调了中国人种的独立起源论，其中一位从头到尾避口不提今天的国际基因研究结论，对此从耳不问；另外一位演讲完后有听众提出“同源说”与基因研究对中国人种独立起源的挑战，该泰斗用语焉不详的一些话语应付了“同源说”，对于基因研究结论则说化石得出的连续性也有道理——我得说那是蒙外行的，或者说他还不知道化石的断层问题已经被提出来，那使得出化石建立的“序列”摇摇欲坠（参见拙作《难以置信》第一部分）。总之，中国传统学者看来决心拒绝基因的独立起源结论。这下我反而安心了，我知道了对方的底牌。

更让我高兴的是，翻阅完全书，我知道我的一些推论与DNA在宏观上是相合的，并且以后可能更广泛参考基因的研究结论。我认为基因结论可能并非指示出了绝对的真理，但是这毕竟是今天最为广泛被世界承认的一个学科与技术，中国人之拒绝基因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是一种不正常的怪异现象，这是所有中国文化人以及中国研究科学的人应该注意的。

暂且把化石还是基因的绝对科学性放在一边，我认为史前史的研究实际上有一种“秋千”或“钟摆”效应，即哪个时期史前史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哪方我们就必须予以痛快承认，史前史的研究在两个甚至几个不同的假设理论之间摇摆，那是正常的也是理性的，这是史前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研究者要“守规矩”，也就是要客观中立，要理性，不能一旦“秋千”荡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抓住永远不放手，不让“秋千”继续自然地荡下去。正如最初“秋千”曾经荡向了“中国文明西来说”，但后来偶然间发现了“足够”的证据之后“秋千”又荡向了“独立说”，这些表现或许是自然的而非人为，但现在“秋千”终于又因基因的新技术推向了“同源说”，研究者应该愉快接受结论。但令人遗憾地是，这次我看到许多中国学者抓住“秋千”不放手了。假如你认为基因是错误的也可以批评与改进，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奇异的回避。

　

　

一，从DNA研究说起

　

　

有三个因素形成了基因序列图谱，决定了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正是他们形成了8%或7%的不同变异：基因突变至为关键，有了基因突变才能产生多态现象。每个人都携带着30个全新的变异基因，这使他与她与其父母分别开来。第二个因素是“选择”，自然选择在基因突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看来时间将会是个必须的条件。最后一个是“遗传漂移”——它对小群体“影响重大”。

DNA的研究与发展过程惊心动魄、精彩迷人。作者Spencer Wells除了是个天才的科学家之外，还有着高超的文学天赋，他将枯燥复杂的科学研究化为简明易懂、条理清晰的文字优美，这在一个科学家而言难得而罕见。 　

作者说，DNA研究在人类学领域的应用建立在一种“奥卡姆剃刀”原理上。科学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非洲人为人类起源的假设。最终基因研究的结论与其他传统方法的结论与考古基本相符，可以互相印证。

生物技术在人类学的研究上，科学家最先选择的是蛋白质而不是基因，经过一些曲折之后才找到了遗传变异的最佳“发言人”：DNA。实际上，在DNA研究中还有一些后来被完全抛弃的错误理论，DNA技术与理论也在发展，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成熟了。除了人类学领域之外，在司法程序上中国已经采用DNA结果一证断案。

用DNA研究人类学的大本营在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欧洲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支持者。中国也有生物学者参与其中，他们有关中国的DNA人类学结论多已通过新闻报道。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DAN方面的研究结论中国传统学界还没有正面接受。中国最开放的一个城市，上海，是研究DNA的前沿阵地，有数位DNA专家来自那里，但史前史的传统重镇却在北京。北京与上海作为一种象征在微妙地对峙。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来自上海方面的诸多声援，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利用DNA的排列来追踪人类迁徙史的研究方法成熟于半个世纪前，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先生（1922-）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发明者。

1987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首次应用“奥卡姆剃刀”剖出人类祖先的秘密：线粒体DNA显示人类的共同祖先起源于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夏娃理论”。正如书中所言，那不是唯一的“夏娃”，但却是最幸运的“夏娃”。这是根据女性的资料分析的结果。根据男性Y-染色体分析，“亚当”是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同样，他不是当时唯一的“亚当”，但却是最幸运的“亚当”。“找到今天多样性人类的一个单独祖先，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只生活着一个人，而是与他同时期的其他人的后代已经灭绝”。

在距今5万年的化石上仍然能找到DNA，这给该项工作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前景。不过它的精确度上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假如要更精确的并且是时间很近的话可以使用其他传统考古技术加以弥补，比如碳14等。

时间到了2000年11月，两个同样名叫彼德的人参与一个工作组利用Y多态性技术再次肯定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它指向一个生活在大约5万9千年前的非洲男人。假如更“准确”一些，这个“亚当”生活在4万至14万年之间。

最新的表述语言是：在大约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今天从基因显示的最古老人群依然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与苏丹以及东非与南非地区。

欧洲人很快接受了这些科技研究成果，尽管在2万多年前欧洲还生活着已经有文化痕迹的尼安德特人。但依然有些国家与地区依然坚持“多缘起源”，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二，　　　　　　　　　　　　　 迁出非洲靠大海　

　

　

基因研究显示，非洲东北地区的人类祖先曾经在10万年前进入过中东，但后来可能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变化他们又折了回去。现代人再次走出非洲的时间为大约6万年前。

DNA显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同样来源于非洲，而且现在看他们与非洲人从各方面都更接近一些。非洲人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是大约6万年前。这个数据的确认以及相关的推理是极其震撼人心的，而且不经意间极大地支持了我的一个理论。

我认为中国“三代“牵涉到航海技术，而且早在3千甚至4千年前就有人使用航海手段来到中国，这个结论已经使许多人露出了惊讶不已的表情，他们不相信，认为这对于航海技术而言太早了。看来是我保守了，而不仅仅是他们。这本书说，人类可能从6万年前就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术！不过，那可能是个简单的木筏，无论如何，人类游到了澳大利亚。而且，有迹象显示，他们是从非洲沿岸边进入亚洲然后以一些岛屿为跳板渡了过去，从印度与东南亚的DNA研究也显示了澳大利亚土著祖先在那里留下的痕迹。

不仅“现代人”是从非洲出去的，而且猿也是从非洲出去的。根据作者的表述，猿类在东方进化为猩猩和长臂猿，留在非洲的成为黑猩猩和大猩猩。据说之前非洲与亚洲处于割裂状态，后来非洲与欧亚大陆碰撞才使猿类有机会走出非洲。大约在1-20万年前，这些猿进化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56页）。

15万年前地球正处于里斯冰川期的结束期，平均温度比地球上目前的温度低10°。大约13万年前，气候开始变暖，海平面上升，湿气上升。12万年前又开始冷起来，至7万年前再次“迅速变冷”。在随后的5万年前，加剧，到2万年前气温降低到了最低点（56页）。这就是从猿到人转变时期的地球气候。这个变冷的倾向很有些特别，生活环境开始变得恶劣，但人却聪明起来，很有“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味。或许真的是这样，辛苦的环境锻炼了人、逼迫了人，也最后成就了人。

原始状态下适合人类居住的森林与草原的形成是这样的：降雨量在3个月以上的地区是草原，少于三个月的是森林。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认为，非洲曾经发生过严重干旱，除了靠近海岸的一条狭窄地带之外，东非的草原都变成了不毛之地。早期的现代人不得不以大海为生。这个环境的变化为现代人的航海能力以及他们到达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远航才能到达的地方，都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假如这是事实，或许我们应该说，发展至今人类可能航海能力是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他们由于长期被迫生活在沿海，很可能无人不善海，而且这使他们在远古时期看起来如此偏爱在沿海或湿润的沼泽地区生存。

该书作者非常肯定早期现代人靠海生存的这一结论，而且考古发现12万5千年前“非洲之角”有牡蛎和蛤等组成的大垃圾场，其中混杂的人类石器显示了那是现代人的杰作。沃尔特还认为，东部和南部非洲在相距上千公里的海岸居民之间也有相互往来。“这说明当时的原始人沿着东部非洲的海岸线，有能力以较快的速度长途迁徙（57页）”。

Spencer推测，“史前海岸线就像一条超级高速公路，而且内陆的迁徙需要复杂的适应环境过程，而走灵活的海上路线不需要这一过程。……相对来说，（出非洲）沿海岸线向东走速度更快，因为环绕的是一条沙路，不用翻阅山脉或穿越大沙漠，也不必制作新工具和御寒的衣服，沿途的食物也有保障。总之，在各个方面，沿海迁徙都比内陆长途迁徙有优势，唯一需要的是海上航行的船。那些船很可能极其简单，只是将几根圆木捆绑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曾成功地度过了大海（59页）”。澳大利亚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而且是突然出现，在这个年代之前再无其他人类化石出现。具体的路线是，“离开非洲后，并没有直接到达澳大利亚，……他们曾经在亚洲南部海岸过了一段流浪的生活。”

　　　 以上的描述极大支持了我一直强调“三代”时期南部水上交通的可能。中国商朝文献里已经有迹象显示中国人拥有帆船，要知道那是中国最早被释读的文字，在那之前有无船舶还是一片空白。

“根据在玻利尼西亚出土的文物，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很早便具有伟大的航海技能，而且这些航海家在4000年前开始了海上冒险。……最早在5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的现代人证明，人类早就拥有过海洋的能力”。这部分描述在深层与“南岛文化”发生联系。

我甚至怀疑过中国东部包括河南地区的一些生活在沼泽地区的古人曾经部分回访了中东，而且他们正是使用了航海技术，沿海洋回到红海附近。很可能正是他们带去了一些最初的文字符号，这些符号最终倾泻于旧大陆西部的一个特殊地区：西奈半岛——那里由于海平面抬升渐渐成为亚洲海路通行的最西端。这些符号在大约5000-6000年前开始加速革新走向迦南文字，其后商人们带着这些进步后的文字重新来到了东亚，他们就是半坡符号、夏二里头符号以及东海沿岸的一些符号。中东的文字在4千年前成熟，楔型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还有迦南-腓尼基文字相继出现，中东与东亚的进一步文化交流和融合，终于在大约3300年前产生了甲骨文。这些都可能多多得益于中东到东亚之间的海路连接，只有这条“高速公路”才更快捷。

确实不能认为甲骨文一定全部来自中东，但必须承认甲骨文是由中东成熟的文字文明下催生的。东亚与中东之间的文字特征恰好集中体现在包括埃及文字与红海文字（南阿与腓尼基文字）的西奈半岛或巴勒斯坦（迦南）附近，巧妙地点出了在新石器时期西奈半岛的特殊重要地位，以及它与东亚的可能海上联系。当然，在东亚与西奈之间还会有一些“驿站”，他们散落于红海南端与印度半岛沿海。

对于以上的这个东西方文字符号大交流的推理，必须建立在人类在很早就具有航海能力的前提之下。这个模式肯定会遭到传统学术的否定，因为他们不相信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具有那样高超的航海能力，连3千年甚至2千年前的这个可能也被否定。基因研究完全撇开了传统学术，他们的大胆结论使一切“严谨”的人们目瞪口呆。假如承认基因研究在人类学中的应用，起码中国的史前研究要彻底重新洗牌。

　

　

　

三，小荷才露尖尖角

　

　

基因学家们把基因突变得来的顺序进行排列，列出一个人类一步步走出非洲的详细而具体的时间表和线路图。

假如M168为非洲祖根，L3为夏娃，时间为5-6万年前，他们“俩”曾经生活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一带（59页）。今天所有人类都保留有M168的基因变异标记，是这个标记把所有的现代人追回到共同的非洲去。

来自巴黎的研究指出，最早出非洲的的第一批移民浪潮先是掠过了亚洲南部海岸，但止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中东和欧洲也没有这批人的基因踪迹。在印度这部分线粒体超过了20%，而在澳洲则是100%。人类第一批出非洲的移民正是“海上居民”。他们一直保留了明显的海洋特性，并在后来的几万年里将海洋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我认为这批人可能牵涉到我们熟知的一个概念“南岛人”。

从男性谱系考察，非洲的M168生下了M130。M130多在亚洲和美洲发现，他们是向东方前进的一群人。里海以西没有M130的存在。M130在澳洲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在印度达5%，“越向东，它的频率越高”。在马来西亚是10%，新几内亚是15%，澳洲是60%，在亚洲北部频率高得出奇，特别是在蒙古和东西伯利亚。M130向我们展示了海上“出非洲”的旅程。作者把M130定义为“海上移民标记”。我认为这批人很可能在整个中国当时的沿海都有分布，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从台湾一直到渤海湾。

东南亚的安达曼岛上的居民可能因为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岛上，没有被同化，所以在人类学上被称为东南亚的“历史遗迹”。他们现在依旧保留了与非洲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的共同特点：个矮、黑皮肤、头发浓密，有内眦赘皮。

“远东和西伯里亚的人具有共同的历史”。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亚洲东北部的移民渐渐抹去了早期东南亚人的特征，只有一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小部落，还会保留着古老的特征（62页）。这或许就是发生在中国的南北同化历史。我认为这个现象很能说明中国东北地区神奇的“红山文化”的起源——从形成模式上，他们与南部的沿海发生了融合。并且，这一沿海文化总体上与中国西北地区而来的文化（仰韶）从根源上没有联系，他们之间在新石器晚期发生碰撞性联系。以往旧的传统学术认为西北进来的文化更古老，但现在看来很可能中国东部的文化更加古老于西北的仰韶文化，似乎考古发现渐渐正在倾向于这一新的结论，比如河姆渡、跨湖桥文化等正在提示着这方面的倾向。基因告诉我们：从中东出来的沿海移民可能最先从南部到达中国，而且他们首先只在沿海生活。我倾向于认为中国整个沿海发现的文化都有联系，皆可看作一种早期沿海移民的文化遗存，他们以玉石文化和黑陶为代表，突出了与相对后来的西北部的“红陶”文化的区别。由于他们的祖先一直善海，所以在他们的习俗或祖先崇拜中长期保持了对海洋生物的衷爱，比如海贝这一不同寻常的崇拜与使用习惯一直保持到春秋战国期间，甚至今天某些内陆少数民族也依然珍爱海生物，以及中国人整体崇拜龙王等，都是古老生活的遗存信息。假如把中国沿海文化与西北内陆文化比较，我认为沿海文化更显示了东亚文化的“本土性”，假如说东亚有部分独立起源的可能，那么这个发源地不在别处，就在沿海，或者说就来自海洋。但这个本土文化却被掩埋在最底层，现在是到了将他们整体挖掘出来的时候了。

最早到达印度的现代人也是来自南方，而非北方，“也就是说，他们是沿海岸线生活的，这又一次证实了早期海上移民的理论”（64页）。

第一次移民的终点是澳大利亚，不过这个推论没有得到考古化石的证据，因为“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现在正静静地躺在漆黑的海底”。

假如说基因科学最终将改写人类学或人类的历史，那么第一个标志将是人们将改变对远古人类航海能力的看法。

M89为中东基因标记。

“所有证据都显示，人类占领欧洲的时间在4万年前”。基因变异的符号M173为欧洲人的标记。在英格兰南部70%以上的男人有这个M173。

　

 　

四，气候、地理与农业影响

　

　

伴随着出非洲人外出的脚步，可能是一次人类急速膨胀的出生率，人口大幅度提升很可能还引起了其他的革命。地球上只有1000人与1000万人口时确实应该发生一些质的改变，不会只是简单的人口累加。人口的频繁交流势必促进了语言等文明的发展。“在过去的5万年里，人口数量是以指数增长的”。在6万年前非洲、在5万年前的亚洲，以及3万年前的欧洲，人口都突然膨胀，这个基因方面的研究结论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支持。

“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和考古学家阿尔博特•安博曼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农业化人群向新地区扩散的速度约为每年1公里，而流动性强的游牧人是它的几倍（这就是古代中国北方人口流动性更大的原因所在，欧亚之间的横向拉锯可能经常大幅度地发生）。这里指的是移民性的移动，不是人们平常的行走速度。现在依然有些游牧民族保持着很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迁移速度约为每年几公里。由此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祖先向新地区移动的速度也大约如此。以这样的移动速度，从非洲东部到达欧亚大陆的白令海峡需要几千年（77页）”。

我自己曾经有个推算，在新石器时期从中东向东亚传播文明的规律为1千年，这是个平均数。有的会多有的会少一些，许多偶然因素会有制约。为什么文明核心在中东与人类的起源在非洲有一定的关系可参见《锁定红海》一书中的论述。假如以中国的西部与中东的最东部来看，两地的最短距离为大约1-2千年，假如按照最远处计算恐怕这个距离要翻一到两倍。假如拿上面“每年1公里”计算很明显会和我的公式有些差别，主要问题是，“每年1公里”的速度指的是人群的移动，而我的核心是文化、文明的传播，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文明传播要比人口移民速度快。移民确实也可以传播文明，但大多数的文明是靠商人或其他途径传播就可以达到成效，尤其是在新石器时期的晚期这个规律会非常明显。

作者认为，是气候推动了人类早期移民，并且促使人类文明发生了“大跃进”。

“生活在内陆要面临更多困难……。因此一些人迁徙到了沿海地区，……在环境许可的时候，他们立即沿着南部的海上路线离开了非洲，从吉布提到今天的也门之间，是一条最容易走的路线，从东非大裂谷一直通向无边无际的南亚海岸。相对来说，沿海居民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固定的，大海是他们取之不尽的粮仓。……他们也可能狩猎，但如果选择守在海边，他们的努力能得到更好的回报”。“因为气候的显著变化，生活在温带地区的动物，要存活下去就必须具有两个关键的能力：储存和迁徙”。我认为，这个能力决定了在新石器早期或中期人们可能比晚期的迁徙还要更为频繁容易一些，因为那是淳朴的原始社会，到了后期某些地区开始出现国家形态，反而阻塞了自由迁徙，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反思维”。许多人认为借助交通工具越到近代越容易迁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一个因素阻止普通人不敢想象频繁迁移的事实说出来或许很可笑，很多人觉得“迁移”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把现代人的生活与远古的原始人生活混为一谈了，其实即便今天偏远的少数民族也没有什么家当，最多是一床被窝，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更是一无所有，他们的迁移可以极其随意，几乎是想走就走，没有任何辎重负担，甚至没有亲族故乡的伤感，所以整个旧石器与新石器时期都是自由而频繁迁移的时代。

　

大约11万年前，人类曾经走出过非洲来到利凡特地区（地中海东部），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又折返回去。在8万年前利凡特地区的平均温度在10°左右，比较寒冷。大约4万5千年前，现代人再次出现于利凡特，这次他们再也没有回头，永远地走了出去。

地理条件在人类迁徙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初影响人们迁徙的其实不是浩瀚的大海，而是高耸的大山，比如中国西部地区的大山就曾经影响过人类东迁的脚步，但是稍作调整之后人类就继续了他们的行程。有一群人从中东来到伊朗北部，然后抵达中亚，沿着一条草原之路，通过天山或阿尔泰山，他们走向西伯里亚。这个时间没有超过5万年前。这部分人在以后的几万年里有的走入美洲，有的南下东亚进入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北方，还有蒙古地区，原地也保留了一些居民，另外一部分则随着历史时期的人群西迁。总体而言，从南方进入中国的“海上移民”早于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国的移民。

在与西奈临近的巴勒斯坦地区，考古发现人类最古老的村庄就在距离耶路撒冷25公里的耶里哥，遗迹的时间为大约1万年前。其中显示了农业特征（有大麦与小麦）与拜神仪式的痕迹。这里被命名为纳图夫文明。大约9000年前中东气候越来越干燥，这可能促使人们四处转移。

农业的产生导致了人口的膨胀上升。5万年前在“次撒哈拉沙漠”上生活的人数仅有几千人，到旧石器时期全球也只有几百万人（123页），在农业时代刚开始时，全球人口约为1000万人，18世纪工业时代全球人口增加到5亿，今天则达到了60亿。

考古学家已经确定，农业最早兴起于中东这块‘肥沃的新月’（124页）。欧洲人承认在随后的几千年里中东的文明逐渐传播到了欧洲。但中国传统学者拒绝了中东为文明核心这一推理。

　

　

五，向东的基因谱系

　

　

非洲的M168生成中东谱系的M89，M89又生成M9，M9生成了M20、M45以及 M175。

携带M9的人被称为“欧亚部落”。大约4万年前他们在伊朗平原或亚洲中南部出现，是中东M89的后代。

M9的后代由于东部高山的影响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向东迁徙，一部分向北面的兴都库什山走去，另外一部分向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次大陆，这是从Y染色体得出的答案。向南走的这支人马就是M20。印度南部50%的男人携带这个变异密码。1-2%的中东人中也有这个密码。大约3万年前他们与从南部进入印度的“海上移民”遭遇，其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新来的侵略者与“海上居民”的女人们交配，那些海上的男人可能遭到杀害，因为从（男性）Y染色体看，今天“海上居民”的后代非常罕见，但却并不缺乏mtDNA的M谱系（女性）。“海上居民”的标记在印度南部出现的频率是5%（94页）。

M9向北走去的一支发展为M45，他们进入中亚，时间为3.5万年前。今天也只有中亚人具有这一M45标记，中东与东亚只有零星出现，他们在印度出现的频率也较高。我对于这一流向的解释是，中亚与印度之间具有广泛联系，一直存在有重要的移民通道，比如于阗国的建立，中国昆仑文化之迷，还有哈拉巴文化都可与这一问题联系考察。作者疑惑地说，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向中东扩散。我认为这很明显，因为中东的人口压力太大，人类大规模移民选择向人口稀少的未开发地区进军。

最早的西伯里亚人基因有2个部落谱系，一个是上面的M45，一个是更加古老的一批M9Y。

M45在天山之东产生出新的M175节点，它只出现于东亚，在西亚与欧洲完全没有M175的出现。M175在韩国的比率高达30%，出现的时间为大约3.5万年前。考古方面也证实了这一点。日本也基本接近。今天生活在东亚的大部分男人都携带有M175基因变异标记。

巴基斯坦人有M89标记。这里的中东标记如此集中，我在想，这是否是“以色列失散的十个部落”带来的影响。

大约4万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迎接来了非洲而来的“现代人”，当然这是指大规模的非洲人进入，零星的进入应该早得多吧。

“一些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地区连续性’的进化模式，否认东亚的智人起源于非洲，认为他们是由当地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但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而且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的后代不可能逃过考古学家的眼睛。近年，中国遗传学家金力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万2千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对寻找东亚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证据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结果至少对男性谱系，完全否定了地区进化的理论。而且东亚的线粒体DNA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几千份取样，结果全部显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总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直立人在现代东亚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被现代人取代了”（99页）。

“在东亚海上移民的谱系出现的频率很高”。“在蒙古，海上移民谱系出现的频率是50%，在东亚东北部，这一谱系的存在也很普遍。……可能是早期迁徙到东南亚的海上移民，在几千年内逐渐向内地迁徙，南部的M130染色体比北部的古老，也证明了这一推测的可能性。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海上移民遇到了欧亚部落的后代，东亚人口中同时存在的欧亚谱系和海上移民谱系，证明他们之间发生过较大范围的部落融合”（99页）。这又一次让我们联想到神秘的环渤海文明正是这一融合的结果。

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在3万5千年前从南西伯里亚进入东亚，南方海上移民迁徙到东亚的时间大约在5万年前。至今中国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非常明显（99页）。

这些几万年前的迁徙模式可能一直延续进入新石器时期，从某个角度说，“丝绸之路”早在几万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南北两条主干线。络绎不绝的后来者以奇特的方式与先前的一些部落联系在一起，这个南北差异与南北融合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后来蚩尤与炎黄之战，以及炎黄之战。几万年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获得了汉族、苗族、百越等高度混合之后的一些群体名称，今天被压在中国最南部的百越群体较有可能就是最早来到东亚的“海上移民”的后代，或许他们与蚩尤之后有关。

作者承认，在中东开始定居与种植模式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粟米与稻谷的种植。稻谷首先在中国南部扩散，公元前3500年台湾也开始种植，苏门答腊岛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全部开始种植稻谷。

中国稻谷很可能是“海上移民”的杰作，最初的种植似乎恰在中国南方。从后来的传播模式中也很容易看出海洋文化的源远流长。

文明传播尽管不一定伴随着人口的迁徙，但一般情况下两者相辅相成。“来自M9的M175标记广泛存在于东亚。根据它目前的分布状况，可以推断这一标记最早出现于中国北方或朝鲜……中国最早的农耕者是M175的后代。……中国半数以上的男性的Y-染色体可以回溯到同一个标记，这说明在过去的1万年里，这里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膨胀”（128页）。

“最早出现在M175染色体谱系中的是M122标记，目前广泛地分布在东亚各地，但在中亚山脉以西、中亚和欧洲，都找不到这个标记，说明了出现在中国的人口扩散发生在距今较近的时期，而不是古老的人群迁徙留下的脚印”（128页）。“代表中国最早稻米耕种者的M122标记，从日本到塔希提岛[2]都能找到它的足迹”。20%的日本男人有M122标记。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M122染色体上的标记出现频率很高，但是向南到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其频率明显下降。” 从中国的古代人口趋向看来，主要为西来，少部分后来回流，这就是这条信息给我们的启示。